最近，西安大唐不夜城的“盛唐密盒”表演火爆出圈。该表演由两位扮演成“房玄龄”和“杜如晦”的工作人员出题，并随机挑选游客上台参与答题。“房谋杜断”组合配合默契、谈吐风趣，与游客的互动更是“爆梗”不断。
房玄龄是初唐名相，也是“贞观之治”的主要缔造者之一，堪称德才兼备的典范。他不但以高超的行政能力为李氏王朝立下汗马功劳，更是以高风亮节的品行，成为后世政治家学习的榜样。
仅“房谋杜断”四个字，不足以概括房玄龄孜孜奉献、殚精竭虑的一生，也不足以解答他能够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全部原因。事实上，从修订《贞观律》到完善三省六部制，从编撰史书到创立“五花判事制”，房玄龄深度参与了初唐的政治设计和制度架构，他的仕途也因政绩卓著日渐亨通，位极人臣。
“大唐十道”的制度创举
享国近三百年的唐朝，在开国初期便有了“贞观之治”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传奇。而更大的传奇则是，当时领导这个庞大帝国的政府官员仅六百余人，其行政效能之高，令人震惊。
这套高效行政运行体系的背后，是房玄龄主持展开的一场精兵简政。
唐之兴盛，除了物质层面外，制度层面的建树也尤为瞩目。唐朝是在隋末战乱中诞生的。公元617年，李渊自太原举兵，向关中进军。为笼络各路人马，李渊对投奔归附者大量封官。建唐后，李渊则采取“割置州县以宠禄之”的办法，通过增加州县来增加官员名额，以满足归附者求官的愿望。
庞大的官僚队伍，不仅导致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，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，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公元626年，李世民被册立为皇太子，他急需一枚“定海神针”来坐镇中枢，帮他安排人事、整肃吏治。
在朝野上下各派人士眼中，有能力充当这枚“神针”的最合适人选，就是房玄龄。公元629年，房玄龄以宰相身份，从中央层面推行机构改革，将朝廷文武官员的数量，由隋朝的两千五百余人缩减到六百余人。
机构瘦身、人员裁减之余，房玄龄还用了两年时间对地方州、县进行合并，同时根据山川地理形势，把全国分为十道，如关内道、河南道、河东道、陇右道、岭南道等。这十道并不是行政区划，而是监察区，由中央派出的监察御史分巡各道州县，考核吏治、察举百官，监察各地违法行为。
“大唐十道”是唐代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到唐玄宗时，全国改为十五道。这是房玄龄作为杰出政治家，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出的一项杰出贡献。为防止官员再度冗滥，房玄龄对政府机构、人员编制和官吏数量都进行了明确规定，对于违令超编任命官员的行为论罪处罚。他还专门修订了处罚条例，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“考课”制度。
所谓“考课”，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考察官员的德行和政绩，以此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。唐朝的“考课”制度，宏观层面上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品德高尚，二是清正廉明，三是办事公道，四是勤勉尽职。除此之外，房玄龄还把政治、经济、司法、军事和文化等官职分为二十七类，根据职位的区别，提出不同要求。
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：德、勤、能、绩。
为体现权力制衡，房玄龄还特别设计了“五花判事制”。简单来说，一道政令的形成，首先由中书省草拟，中书省设有六名“中书舍人”，分别联系尚书省统辖的六部。“中书舍人”按照尚书省六部的工作性质，分工起草诏书。朝廷各部门的奏章通过六部上奏，到达中书省后，负责对口联系的“中书舍人”在奏章上提出处理意见，其余五人也要发表各自的看法。
正是这一整套程序严格、职权分明的监察、考核和约束机制，让风清气正成为“贞观之治”的一个鲜明特征。当时，不少唐朝重臣非常贫穷，户部尚书戴胄长期掌管经济大权，他去世后，由于居所简陋，甚至连设灵堂的地方都没有；工部尚书李大亮去世时家徒四壁，连一块小小的玉片都找不到。
这个以房玄龄为主要代表的干练、高效的团队，开创出一个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、民众富裕的太平盛世，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根基。
“清白家风”的言传身教
孩子是父母的影子，从孩子身上，总能看到父母的模样。
房玄龄是山东淄博人，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。他的曾祖父、祖父都是朝廷官员，父亲房彦谦更是一代饱学之士，以德行高洁著称。在全国官员考核中，房彦谦因清正廉洁，被评为“天下第一”。
史书记载，房彦谦曾对儿子房玄龄说：“人皆因禄富，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，在于清白耳。”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，房玄龄从小便表现出极高的才华造诣。
十岁时，房玄龄跟随父亲来到长安，拜隋朝名士卢恺为师。既有显赫家世，又有名师教导，加之过人的天赋，房玄龄十八岁时便考中进士，文才出众，尤擅草拟公文奏章。
此时，隋朝开国已有十余年。房玄龄却敏锐察觉到隋朝“开皇之治”下的种种弊端和隐藏的危机。他对政局的忧虑在于，贵族阶层陶醉于歌舞升平、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，几位皇子围绕储君之位的斗争，免不了日后手足相残，定会导致动乱多年，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。
从开皇二十年（公元600年）到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，隋王朝经历了一段政治动荡期，朝堂之上风声鹤唳——四年中，太子之位更替，隋文帝离奇去世。在经过大规模人事调整后，房玄龄被贬至山西隰县，担任城尉。
他的政治理念酷肖其父。当年，房彦谦因为不愿卷入北朝时的政治纷争，几度致仕。此时，耳闻目睹了政权更迭带来的悲剧后，房玄龄也有了退隐之心。他写好休书，决心不拖累妻子。房玄龄的妻子卢氏，也是有名的刚烈女子。为了让丈夫重振信心，她拔下发簪，刺进左眼，以示忠贞。
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日子，一直到房玄龄遇到秦王李世民之后才结束。首次会面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房玄龄决心投奔李世民麾下，成为其重要幕僚，执掌公文起草事宜。
房玄龄慧眼识珠。在隋末的各路起义人马中，他认定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年轻人是可以成就一番大事的，因此不遗余力帮李世民出谋划策、招揽人才，并在最关键的“玄武门之变”中，帮助李世民登上皇位，由此展开一名儒生治国安邦的人生抱负，把经世致用的理念落实到具体政务之中。
房玄龄有浓厚的学官做派，一直十分重视网罗人才，对名士和才华出众者格外器重和青睐。他采取兼容并包、新旧杂糅的人才策略，梁朝皇族萧瑀、关中名士裴寂等人都被房玄龄聚拢在一起。
唐朝名相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旧部，李世民继位后对其宣布了五条罪状，准备杀掉以儆效尤。房玄龄格外欣赏魏征的才干，他不计祸福、犯颜直谏出面求情。事后，魏征曾感慨，“新皇仁厚，玄龄贤达，我朝有这等主臣执掌江山，实为幸事！”
“自惧盈满”的道德品行
整个贞观年间，共任用过二十余位宰相，房玄龄是其中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人。他先后担任过中书令、尚书左仆射，从政生涯几乎贯穿了从大唐开国到实现“贞观之治”的全过程。
虽然房玄龄既不是李世民关陇集团的原始班底，也没有长孙无忌等皇亲国戚的天然优势，更不具备尉迟敬德等人的赫赫战功，但李世民长期对房玄龄信任有加。这不仅展现了李世民的驾驭人才之道，更是房玄龄行端坐正、清正廉明换来的结果。
当然，如果仅止步于此，房玄龄很可能就是魏征一类的诤臣，以清望博得美名。但房玄龄的政治远见、实干精神和人格力量显然要远超他人。
他耗时十余年主持修订了《贞观律》，强调“专以仁义诚信为治”；他受命修撰国史，先后完成了《晋书》《魏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等八部史书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宰相监修国史的先河。
房玄龄身居高位却从不居高自傲。与基层官员不同，宰相是群臣之首，只有自身过硬、以身作则，才能让官员、士子服膺认同。房玄龄一生笃行父亲留下的清白家风，认为要“为官惧盈满，做事尽所能”。他被李世民封为魏国公，并拜为太子少师，负责教导太子，赐绢五千匹。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上的职务和荣誉太多了，坚决请辞太子少师一职，最后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，辅佐太子。
尚书仆射是尚书省的实际长官。房玄龄的搭档杜如晦，担任尚书右仆射，二人均为宰相。与杜如晦的直爽性格不同，房玄龄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，始终恪守“自惧盈满、知进能退”的边界和分寸，对于朝堂所议之事，从不轻易发表意见。
尽管如此，作为“柱石重臣”，房玄龄的个人品行和道德品质，还是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赞扬和群臣们的一致推崇。长孙皇后在临终前叮嘱李世民说：“玄龄事陛下最久，小心谨慎，奇谋秘计，皆所预闻，竟无一言漏泄，非有大故，愿勿弃之。”
贞观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，李世民领兵出征辽东，授权房玄龄留守长安，主理朝政。有人当着房玄龄的面诬告他谋反，房玄龄主动避嫌，把告发者直接送到李世民的行军驻地，由李世民审理。李世民得知情况后，没有多问一句话，直接将告发者腰斩。
即便君臣之间有这种高度信任，房玄龄依然事事谦恭、处处低调。尤其让人钦佩的是，饱读诗书的他，从不以自己的特长去教训或纠正别人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李世民晚年在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时曾说，“贞观之前，从朕经营天下，玄龄之功也。”
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，房玄龄去世。李世民下令废朝三日，举国哀悼，并追封房玄龄为太尉，赐谥号文昭，陪葬昭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