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人情就是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之一。讲人情、重仁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但人情之中有原则、有界限，一旦逾越，人情就会变质，无论传统社会，还是现代社会都是如此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共产党人必须过好“两关”，一是“自我关”，一是“人情关”。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过好“人情关”，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。
首先，明确权力的来源与本质，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：权为民所赋，权为民作用。“权为民所赋”回答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的问题，“权为民所用”则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与价值归宿。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
权力与人情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公与私的关系。权力姓公，不姓私。广大党员干部应首先做到公私分明，一旦公私不分甚至假公济私就会跌入腐败的深渊。毛泽东、毛岸英父子处理人情时的做法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。面对杨开智（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兄长）的私人请求，毛泽东态度明确，断然拒绝，并提醒杨开智“不要使政府为难”。而在私下里，毛泽东却利用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帮助很多亲朋好友。面对类似情况，毛岸英则在信中这样回应，“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，不讲人情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、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，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‘人情’，不讲这种‘人情’。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‘人情’，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，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”。这就是党员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和人情观。
其次，坚守权力行使的规矩与底线，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。情与法是权力与人情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、感情，法是底线，是原则，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矩和规范。讲感情、重人情，但不能违法违纪，不能破了规矩、失了规范。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视立法立规，现代社会更需要法律来维护公平正义，维持社会正常运行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治理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关键是要立规矩、讲规矩、守规矩。这里的规矩既包括有明文规定的党纪国法，也包含无形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。对党员干部而言，规矩既是一种监督和制约，也是一种提醒和保护，以防广大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越过底线、突破红线。
党员干部只有筑牢规矩意识，增强法治意识，培养法治思维、底线思维，才能守好政治防线、保持政治本色、永葆纯洁纯粹，才能保持头脑清醒、不乱于心、不困于情。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在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，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，也要“正心明道、怀德自重”，既做到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，也做到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，始终坚持公正用权、依法用权、廉洁用权。
最后，掌握权力运用的方法与艺术，处理好“亲”与“清”的关系。就人情关系发生的场域而言，权力与人情较多地存在于政商关系之中。俗语言，民无商不活，国无商不兴，党员干部同企业家的关系是政商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。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概括起来说，就是“亲”“清”两个字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关键在于，各级领导干部光明磊落地同企业交往，了解企业家所思所想、所困所惑。为此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。如何同企业家打交道、怎样处理政商关系，既影响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，又关乎政治生态和党风政风。“亲”与“清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，充满着辩证法，如何把握二者的“度”，考验立场底线，也考验智慧水平。处理好“亲”“清”关系，要求党员干部既掌握立场原则层面的“道”，也掌握方式方法层面的“术”。
“亲”则两悦，“清”则相安。掌握权力运用的方法与艺术，学会拒绝是一门必修课。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。《左传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人想送宋国大夫子罕一块美玉，子罕婉拒说，“我以不贪的品格为宝，您以这块玉石为宝，如果您把玉给了我，我们两人都丧失了珍宝，不如你我还是各自保存自己的珍宝吧”。子罕的拒绝艺术既避免了冷漠尴尬，又维护了自身的清正廉洁。“时代楷模”廖俊波为了退回外地客商送的礼品，一直追到电梯口，说“你来找我，咱是朋友；你提着东西来，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，而是利益关系，这就把朋友看轻了”。子罕与廖俊波相隔数千年，但二者的高尚品格和用权智慧却异曲同工。当然，拒绝不等于不担当、无作为，党员干部当以“清”为前提，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广大群众提供热情服务、排忧解难，在权力运用的工作实践中实现“亲”与“清”的统一。
